作家简介：王国平，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，作家。著有报告文学《一枚铺路的石子》、《好一个大“林子”》，人物传记合集《纵使负累也轻盈》，散文集《汪曾祺的味道》等。
平生不善饮，一杯小酒下肚，耳根和脖子一起红。说来奇怪，对酒事也不厌倦，瞅着人家海喝，心情舒畅，兴致盎然，还有些神往。印象颇深的是读《世说新语》，说：“诸阮皆能饮酒，仲容至宗人间共集，不复用常杯斟酌，以大瓮盛酒，围坐，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饮之。”此等豪气，读来都有几分醉意。——只能是在文字上感知醉意的滋味，也是醉了。
觅得良机来到山西汾阳，自然少不了到汾酒走一遭。在酒厂里泡一泡，所闻所见，偶得一个道理：酒事即人事，隐含着事理。
一
到了汾阳，才知道老作家马烽的纪念馆设在这里。他是孝义人，童年是在汾阳度过的。他和老友孙谦一道，给汾酒写过几个句子：“才饮他乡酒，复尝杏花香。取得汾州曲与水，五洲四海皆吾乡。”意思就一个：老家的酒很牛气。
汾酒到底有多牛气？有一事颇值得一记。有次在俄罗斯莫斯科，遇见一个中餐厅。此时肠胃被黑面包的酸味搅和了好几天，处于承受力的临界点。看见有这么个中餐厅，食指大动，精神也为之一振。其实心里清楚，异国他乡，所谓中餐，往往不“中”也不“西”，两不靠。但还是推门而入，毕竟尚有“聊胜于无”一说。哪知道，这家餐厅的中国料理味道纯正，就是那个味儿！翻看菜单，有一道“汾酒牛肉”，除了俄文，还有英译，“Beef Chinese-style”。也就是中国风味牛肉。汾酒烧牛肉，直接就等同于中国风味，可见汾酒的“江湖地位”。
对于“吾乡”出品的好酒，马烽也是颇为自豪的。但老一辈有个令人敬重的品质，就是就事说事，不打马虎眼，不含糊。他给一本汾酒史话写过序言，说《清明》这首诗是不是杜牧写的，“杏花村”是不是就在汾阳，存在争议。这本书的作者引证了一些论据，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论断，持肯定态度。马烽有话要说：“我认为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。但我不认为只要证明这首诗是杜牧写的，诗中的‘杏花村’指的就是汾阳杏花村，因而汾酒就身价百倍，反之就黯然失色。汾酒之所以有名，主要是由于它本身有的优点与特色。”
这么个道理，是值得推广的。争抢名人故里之类的历史资源，耗费了多少人力与财力，兼及一箩筐的口水。事实呢，都是在边缘的角落晃荡，就像吃花生，兴冲冲把花生壳吃了，想不起吃花生仁。“本身有的优点与特色”，这才是花生仁。
在马烽纪念馆，看了他写的几幅字。书法艺术水准另说着，题字的内容颇见意味。
他写：“文以载道，有道才有骨；寓教于乐，无乐不成艺。”
他写：“扇子生风需要来往搧动，为人处事切勿左右摇摆。”
他还写有一副对联：“右竖高烟囱权当擎天柱，左悬灯招牌疑是夜彩虹。”
想必是晚年写的。窗外红尘滚滚，老爷子猝不及防，于是向着急速变迁的时代小小解嘲一番。
横批：“自我安慰。”
那些只吃了花生壳而没有吃上花生仁的人们，可不要自我安慰说自己吃了花生。
二
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：“既吃烧酒，以狠为佳，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。余谓烧酒者，人中之光棍，县中之酷吏也。打擂台，非光棍不可；除盗贼，非酷吏不可；驱风寒，消积滞，非烧酒不可。”
光棍，一身怨气；酷吏，一身邪气。各自难得有打擂台、除盗贼的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而且还是被许可、被鼓励的正当行为，自然要把全身的怨气和邪气发泄出来，实现躯体的自我清洗，所谓的“放空”。
按袁枚的心思，吃酒之人，就要善学“光棍”与“酷吏”，来狠的，而且还是“至狠”的，也就是极致，来一个巅峰体验，畅畅快快，洋洋洒洒。
这属于豪放派，刚健，张扬。
明人回看宋词，“词体大略有二，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”。
苏轼坐在豪放派的头把交椅上，口占一曲也是醉意朦胧：“酒醒还醉醉还醒，一笑人间今古。”
南宋人李涂评说诸家古文：“韩如海，柳如泉，欧如澜，苏如潮。”明末吴伟业看了有些不爽，亲自动手做了更正，“韩如潮，欧如澜，柳如江，苏如海”。还说：“夫观至于海，宇宙第一之大观也！”
再平静的海也不平静，人家正酝酿着浊浪滔天呢，眼瞅着，就要玩一把狠的。
三
老一辈总结了汾酒酿造的七大秘诀：“人必得其精，曲必得其时，器必得其洁，火必得其缓，水必得其甘，高粱必得其实，缸必得其湿。”
一杯酒，斟满，端起，倒入口中，几秒钟的事。就酿酒而言，却是个精细的系统工程。
说是“秘诀”，公布出来，其实也不算“泄密”。看似把家底都亮出来了，其实还是藏着的。比如说，“缸必得其湿”，这里的“湿”，究竟“湿”到什么份上，不知道，不可量化，不可操作，不可复制，不可学。
就像电视上的烹饪教学，“盐少许”。到底放多少盐，不知道。
有这么一个说法：“我们听过很多道理，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”很有道理。可以想见，酿酒的知道了这“七大秘诀”，很可能还是酿不好一缸酒。
后来，这七大秘诀升级了，成了十大秘诀，“人必得其精，水必得其甘，粮必得其实，曲必得其时，火必得其缓，缸必得其湿，器必得其洁，料必得其准，工必得其细，管必得其严”。
内容更丰富了，表述也更齐整了。只是“七大秘诀”中，在六则五字表述中，闯入一则“高粱必得其实”，六个字。整饬之外，有参差。
记得在河南济源参观愚公移山精神展览馆，得知1945年春，在中共七大上，毛泽东将愚公移山精神概括为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当时就禁不住感慨，这个“去”字用得可爱，也从容。
四
翻读《汾酒通志》，配图部分，列有20世纪80年代评出的标兵。他们的名字前边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：“老黄牛”耿桂英、“严把关”郝承万、“实干家”邓同旺、“多面手”郭万亮、“硬骨头”朱爱梅、“过得硬”李永富、“红管家”周明亮、“革新迷”杨生跃、“闲不住”孟宪文、“土专家”杜克让……
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主要业绩是什么，简练的三个字，在他们的身上盖了个戳印。就像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。
这样，人跟人就区分开了，也就有了自己的面目。在“严把关”那里，别打小算盘，想着钻个什么空子。“多面手”身边可能围着很多人吧，问七问八的。路上遇见“闲不住”，应该跟人家多闲扯几句，也让他休息休息。
当然，这么“一锤定音”，人就显得单一。人还是很复杂的。就像一棵树，除了有挺拔的主干，还有枝蔓，还有叶子，有皱皮，有疤痕。
“老黄牛”也可能是块“硬骨头”，“革新迷”也应该是个“实干家”，“过得硬”大体也是个“闲不住”……
看人还是要多用心，别一根筋，把人给看歪了、看扁了。
五
当代作家序列里，论好酒的，汪曾祺是一个绕不开的主儿。
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写道：“汪曾祺的酒皆与出世入世无关，酒是他的温柔之乡，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，他是无酒不成书的作家。”
汪曾祺的酒事，真是一箩筐，可以说是“蔚为壮观”，甚至可以说“防不胜防”。作家金实秋干脆把这些酒事广为搜罗，集纳成书，书名很直接也很彪悍，即《泡在酒里的老头儿：汪曾祺酒事广记》。能享受这等待遇的，恐怕并不多见。——在我的视野里，只能添加一位，就是文学评论家孟繁华。他也是“酒中仙”，用他的恩师谢冕的话说，“老孟遇场必喝，每喝必醉，且每醉必有‘故事’”。鉴于他的酒事一众师友纷纷撰文，出了一本《老孟那些酒事儿》。
汪曾祺好酒到了什么程度？坊间的各种传闻活色生香、异彩纷呈。他塑造人物，对好酒之人多有关照。他写有一篇《故乡人·钓鱼的医生》，这个医生钓鱼很有仪式感：
他搬了一把小竹椅，坐着。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，一口小锅，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，还有一瓶酒。他钓鱼很有经验。钓竿很短，鱼线也不长，而且不用漂子，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，看到线头动了，提起来就是一条。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。——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。白条子他是不钓的，他这种钓法，是钓鲫鱼的。钓上来一条，刮刮鳞洗净了，就手就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，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甩钩再钓。
如果要把这个场景拍成影像，出演这位医生的，汪曾祺本人是最佳人选。
汾酒自然也在汪曾祺的视野范围。他对汾酒的酒瓶发表过看法：“杏花村汾酒厂的‘高白汾酒’瓶做成一个胖鼓鼓的小坛子，釉色如稠酱油，印两道银色碎花，瓶盖是一个覆扣的酒杯，也挺好玩。”还说“磁瓶汾酒”颈细而下丰，白瓷地，不难看。不过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他觉得“磁瓶汾酒”的酒瓶还是有点小问题，“只惜印的图案稍琐碎”。
这段文字，摘自他的一篇小短文，不到500字，发表于1988年9月11日的《光明日报》上，题为《酒瓶诗画》。
好马配好鞍，好船配好帆。酒要好，酒瓶也要好。好酒要好的酒瓶来匹配。有了好的酒瓶，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好酒。也就是要实现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。
“酒厂在酒瓶包装上做文章，原是应该的。”汪曾祺在文中告诫，语重心长。
后记：数月前，由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主办的“让小说走进人民”系列活动走进山西汾阳杏花村。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刘醒龙、王跃文、素素、王山、王干、杜学文、黄跃华、王国平、米米七月、杨遥、李昌鹏、蒋殊、陈佩香、李晓晨等参加采访活动。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汾酒集团创作基地挂牌成立。采风团一行莅临汾酒集团，煮酒论诗、共话清香，佳作迭出！今择取其中的部分文章陆续刊出，以飨各位看官。